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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风月:那些热衷于嫖娼的高端名人  

2014-09-17 15:54:11|  分类: 史海钩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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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史上,许多名人与妓女大都有一些风流逸事,但故事中的名妓往往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妓女。古代的“娼”与“妓”有别,娼者“唱”也,妓者“技”也,大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文艺工作者”,拥有歌舞弹唱的一身技艺。而那些大牌名妓风光气度更是不同,不仅歌舞弹唱无不精通,而且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也都了然於胸。她们的“客户群”自然是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至于卖身,大多是余兴节目。

   满清入关夺得天下后,认为汉人官员好狎妓是其败亡的一大原因,故在《大清律例》中规定文武官员嫖娼有罪,官员、“官二代”和拉皮条的都在受罚之列,但娼妓作为弱势群体,却不在被处罚之列。乾隆年间又有法例,规定北京内城不得开妓院,内城妓院迁至前门外大栅栏一带,也就是“八大胡同”的前身。

   辛亥革命成功后,有人认为国家理应面貌一新,应予废娼,却不成功,娼业反而更盛。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沿用清代的公娼制,妓院可领营业执照,定期纳税。

   从某种程度上说,娼妓的合法化是民国名人热衷此道的现实基础,在合法的外衣下,与妓女风流纯属私德,与律法无关。但是,不要以为妓院只关风月,据说,当时还对辛亥革命有过积极作用,曾有不少革命活动是以妓院为掩护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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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上海督军的陈其美。

   早在清末,曾称作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的陈其美便已是窑子里的常客。这位青帮大佬在加入同盟会后,将秘密机关设于妓院。后来有记者采访陈其美,在报道中写道:“英公主持江浙两省革命运动,设总机关马霍路德福里。此外,则清和坊琴楼别墅,及粤华楼十七号,为附属机关。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

   据有关史料记载,革命党人邓荫南运筹革命活动时,是在沙田附近的紫洞艇上,以招妓来掩护“革命党的临时聚会”,据说“收效甚大”。而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中,作为青楼名妓的小凤仙也曾为了蔡锷将军南下的护国运动作出过力所能及的贡献。

   辛亥革命成功后,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也有人专门致信给他,劝他不要狎妓,别做“杨梅都督”。他则在报纸上回公开信,表示虽然过去偶有前科,但革命成功后,公务繁忙,“风月情怀,消磨殆尽”,绝对没有出去鬼混。但实际上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常常出入上海五马路的玉芳妓院,时人称他“日走妓馆,恣情滥狎”,这才招来了群众来信的举报。那时他身边还跟着一位小兄弟,名叫蒋介石。

   陈其美还曾向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创始人、领导人之一的陶成章讨要南洋华侨捐款充当公款,陶成章拒绝,表示这钱得用在革命工作上,不能嫖妓。据说,二人反目便是因为此事,后来,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和王竹卿暗杀了陶成章。随后,蒋介石一度躲在玉芳妓院里,后来还纳姚冶诚为妾,这位姚姑娘就是玉芳妓院里的娘姨,专门伺候高级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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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蒋介石在大上海耳濡目染,也有不少狎妓的劣迹。据说他还曾和王陵基争风。这位王将军曾留学日本,生性风流,酷爱嫖妓,二人在妓院里为争一个美貌有才的“女校书”而大打出手。当时蒋介石正值落魄,王将军正逢得志,事后还到处吹牛,说自己那时比老蒋有钱也比他有权,嫖的女人都比他的漂亮,“他想跟我争,我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对于这些人的不端的狎妓行为,连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备感痛心,认为这是极其深刻的教训。

   民国时期,北京流传的一个说法:最喜欢逛八大胡同的是“两院一堂”。蔡元培就曾写道:“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所谓“两院”,就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据说,当时京师大学堂狎妓之风极盛,每日晚饭后,老师带头,率领学生乘坐洋车,浩浩荡荡直奔八大胡同,师生同乐。

   后来,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赴北大任校长,立志改变此风气,结果引发一场风波。他是蔡元培,另一位当事人名叫陈独秀。

   1917年,蔡元培回国,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延揽大量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才,其中包括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与辜鸿铭等。1918年1月19日,他还发起成立“进德会”,入会标准是“不嫖不赌不纳妾”,大批师生加入,其中包括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教员,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

   可带头犯戒的,恰恰是进德会成立时高票当选评议员的陈独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1903年,陈独秀筹备安徽爱国会。在草拟的该会章程中就有“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一条。1919年初,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成了北京城中最热的话题,各种报纸纷纷报道,周作人就曾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

   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与北大教员马叙伦、沈尹默齐聚汤尔和家中,一起讨论陈独秀之事。汤尔和,原本是陈独秀得以进入北大的举荐人,如今却摇身一变,认为不可对陈独秀姑息。陈独秀由此被变相解雇。也是那一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参与其中,最终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做了另一番大事业。

   在民国时期庞大的热衷于嫖娼的队伍中,胡适也是当仁不让的积极分子。当时的胡适,以“中国青年的思想导师”自居,但是狎妓之举依然是的特别嗜好。即便是当了北大教授。胡适仍未完全脱离风月欢场。有一次,他在上海喝花酒,又被人看到,还被包天笑撰文刊登于《晶报》,气得他亲赴报馆,要找包天笑算账。老包见势不妙,立刻从后门逃跑,还在当晚日记里写下“胡适之自注销《晶报》一篇文后,大窘,昨亲至晶报馆,余急避之”这样的话语。

   1925年,胡适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去武汉讲演了五次。在武汉,他见到不少新知旧友,非常高兴。一天晚上,他和郁达夫、杨金甫等友人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到了一家,只见东墙下靠着一把大鸡毛帚。西墙下倒立着一把扫帚,房中间是一张床,两个小女孩在上面熟睡。又一晚,友人李孤帆再次遨胡适等人逛窑子。

   当时在酒席上,有人给杨金甫推荐了一个妓女,席散后,杨金甫去了妓女的房间,妓女就对杨金甫哭诉自己的遭遇,说她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要杨金甫救她出苦海。胡适颇赏识这个妓女,说:“此女能于顷刻之间认识金甫不是平常逛窑子的人,总算是有眼力的。”当天晚上,回寓所后,胡适还和郁达夫等人谈到自己的一点观后感:“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善于谈情说爱,过于那些生长于安乐之中的女子。” 

   1926年2月初,胡适与外国友人加纳特在上海巧遇。有朋自外国来,胡适自然是不亦乐乎,一天晚上,竟带这位外国友人去了杨兰春、桂姐两家妓院,想让好友开开眼界。没想到,他此举令好友深为担忧。加纳特回国后,立即给胡适写了封信,深情地劝胡适,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

   在胡适的影响下,徐志摩也像他的高中同学郁达夫一样去嫖过娼。而在嫖娼之后,他竟然亲笔写信给夫人陆小曼,向他汇报嫖娼的情况。那是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在写给结婚不到五年的老婆的信中讲:“说起我此来,舞不曾跳,窑子倒是去过一次,是老邓硬拉去的。再不去了,你放心。”

   几个月之后,也就是当年10月1日,他又在给夫人陆小曼的信中主动坦白再次嫖妓之事:“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但某某说有他不妨事。某某病后性欲大强,他在老相好鹣鹣处又和一个红弟老七发生了关系。昨晚见了,肉感颇富。她和老三是一个班子,两雌争某某,醋气勃勃,甚为好看。”这一次,徐志摩不仅向夫人汇报自己嫖娼的劣迹,还顺便把好朋友胡适的劣迹给捅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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